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19世纪是德法两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

19世纪是德法两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两国都把国家利益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却形成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发展模式。

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思其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得出以下启示:接受要保持价值坚守;接受应直面中国现实;接受应进行批判反思;接受应坚持多元视角。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学科设置;大学定位

洪堡;大学教育思想;接受;价值坚守;批判反思;多元视角

作者简介:高玉珍,女,河北河间人,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青岛大学师范学院馆员。山东
济南 250014

作者简介:侯怀银,男,山西平遥人,教育学博士,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社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从事教育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原理等研究;温辉,女,山西祁县人,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E-mail:huaiyin8@163.com。太原
030006

内容提要:19世纪是德法两国高等教育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历史时期,两国都把国家利益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却形成了两种明显不同的发展模式。德国以知识本位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通过发展学术间接为国家根本利益服务;法国则以国家本位作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以培养技术人才直接为国家政权的现实需要服务。这种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两国的大学定位与培养目标、学院设置与管理模式、教师职能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德国高等教育秉承理性思辨和学术自由的理念,走上了以追求知识的普遍适应性为主的发展道路;法国加强对高等教育的高度集权控制,走上了以实用性和职业化为主的具有较强功利色彩的发展道路。德国在知识本位价值观指导下,重视大学自治和学术创造力,是促成国家走向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内容提要: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在中国的接受主要有两次高潮:一为蔡元培对其的接受,表现为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的接受;二为1978年以来国人对其的接受,表现为通过内容解读、思想比较、实践反思与价值审思进行的接受。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接受呈现接受内容不断丰富、接受视角多元化、与我国的教育实践紧密结合以及接受主体不断扩大的特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思其在中国的接受,可以得出以下启示:接受要保持价值坚守;接受应直面中国现实;接受应进行批判反思;接受应坚持多元视角。

关 键 词:德国 法国 高等教育 价值取向

关 键 词:洪堡 大学教育思想 接受 价值坚守 批判反思 多元视角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基于培育青少年健康人格视域下的休闲教育”(项目编号:17YJC88002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教育均衡发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6BJYJ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04-0048-08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金沙澳门官网,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8]02-0185-08

思想的存在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接受者的解读与接受,并在不同语境下赋予思想新的内涵。洪堡(Wilhelm
von
Homboldt)的大学教育思想不仅在德国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影响深远。在中国,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两次接受高潮:其一为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接受,其二为改革开放以来国人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接受。但目前国内尚未出现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接受的相关研究。本文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进行梳理与反思,以期更为理性地审思跨文化接受。

进入19世纪,德法两国高等教育都发生的深刻变革,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为确立两国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两次对两国发展具有全局影响意义的战争。一次是以德国失败而告终的耶拿战役,直接催生了在德国教育和科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学;一次是以法国失败而告终的普法战争,引起法国对国家集权体制下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反思。从1806年耶拿战役失败的教训中,德国政府提出了“国家必须用智力来弥补在物质上所遭受的损失”①,拉开德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序幕,并于1809年筹建了柏林大学。从19世纪中期兴起欧洲高校改革浪潮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柏林大学始终处于世界学术的中心地位。1871年普法战争后,在法国精英阶层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普鲁士取得胜利的原因在于它那闻名遐迩的大学所具有的优越性。”②当时还流传着一句格言:柏林大学报了耶拿失利之仇。可见,教育的力量足以左右一个国家的兴衰强弱。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对十九世纪特别是两场战争之间两国高等教育进行比较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由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而“高等教育价值观是高等教育的价值在人们观念上的反映;它对高等教育实践的目标、过程以及结果评价等过程具有导向作用”③。基于这一认识,我们以高等教育价值观为主线进行比较,以期能够从更深层次探讨德法两国高等教育问题。

一、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接受

教育价值观是社会对教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反映。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复杂性和人们观念认知的多样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都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多元化的价值体系。但从基本价值取向来看,大致以个人本位、知识本位和国家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较为典型。个人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强调“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主要价值在于促进个人理智的发展,以达到完善个性之目的”;知识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凸显“高等教育的基本价值、主要价值在于创新知识,探究学术,促进学问的发展”④;国家本位为主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把国家作为高等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强调高等教育的目的应该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来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服务”⑤。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要受到社会多重价值的影响,但通常情况下会有一种主导价值左右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德法两国的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从总体来看,耶拿战役到普法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德国和法国都把国家利益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但落实到具体实施层面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德国选择了以知识本位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法国则选择了以国家本位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对于德法两国在耶拿战役前后的改革,欧洲大学史专家瓦尔特·吕埃格(Walter
Ruegg)曾有过这样的表述:“1800年标志着两条具有决定性的、但又相互矛盾的发展道路的开端,这两条道路对19世纪大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条道路是由政府集中管理教育制度,追求眼前的社会效用;在拿破仑时期,这条道路得以完善。另一条道路是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开拓的,它强调大学开展非功利性的研究,倡导为整个人类的知识教育而服务。”⑥在耶拿战役之后,德国秉承理性思维和学术自由的理念,走上了以追求知识为主的非功利发展道路;法国则加强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控制,走上了以直接服从国家政权和现实需求为主的具有较强功利性的发展道路。

关于“蔡元培是否深受洪堡思想的影响”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受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影响的。这一观点沿袭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的话:“他对于大学的概念,深深无疑义的是受了19世纪初建立柏林大学的洪波德和柏林大学那时代若干大学者的影响。”[1]但也有学者发出质疑的声音,认为蔡元培受整个德国大学理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说其深受洪堡思想的影响却无迹可寻。其原因有三:一为“纵观蔡氏全集18卷本,其著作、论文、演说、日记中一次都没有提及洪堡其人及其思想”[2];二为柏林大学(Universit金沙澳门官网 1t
zu
Berlin)的创立尽管有洪堡的努力,但“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都是他的精神缔造者”[3];三为蔡元培留学德国的时间距柏林大学的创建近100年,难以说明蔡元培的大学理念承袭于洪堡。

一、大学定位与培养目标的价值取向比较

尽管我们不能从蔡元培的遗稿中搜索到洪堡,但其深受德国大学观念的影响不置可否。美国比较文学家韦斯坦因(Ulrich
Weisstein)指出,“影响并不是以单一的、具体的方式显示出来的,必须通过许多不同的表现去探寻”[4]。也就是说,影响的存在有时无法度量。一位作家或思想家在治学过程中会有许多见闻,也会以各种方式受到前人和同时代人物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存在于无形之中。洪堡作为德国高等教育的主要推手之一,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奠定了德国大学观念的基石。蔡元培三次赴德国留学,有机会考察德国的大学制度和观念,深受熏陶。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Universit金沙澳门官网 2t
Leipzig)研学,修习了许多课程,在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的过程中不可能不接触德国历史、文化史以及德国大学发展史等。我们虽未能直接从蔡元培的著述中找寻到有关洪堡大学教育思想的痕迹,但无法确切考证他在德国学习与游历中是否读过洪堡的著作与论文、或通过一种或多种中介接触到洪堡。蔡元培尽管与洪堡不处于同一时代,但两人的人生轨迹、教育思想和改革举措都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我们认为,蔡元培间接接受了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表现为理论层面的接受与实践层面的深化接受。

教育价值观决定着一个国家对教育的定位和培养目标。19世纪特别是从耶拿战役到普法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德法两国在高等教育价值导向上的差异,首先表现在对大学的定位及培养目标上。虽然在耶拿战役战败之后,国家主义在当时的德国一度盛行,作为柏林大学首位选举产生的校长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呼吁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就需要大力发展教育,培养有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公民。“如果事关国家和民族独立,那个人虽死也在所不辞。如果学者为国民的生活幸福而死,则虽死犹生”⑦。但这种国家主义更多地体现在教育的终极目标上,具体到办什么样的大学,怎么样办大学,则强调大学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只有与国家保持适度的距离,遵循自身发展轨迹,才能在不断推进学术创新中实现民族振兴的目标。正如当时担任普鲁士教育大臣的柏林大学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1810年的备忘录曾指出的:国家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眼前的利益直接联系,而是完成其真正使命,不仅能为眼前的任务还会开创更广阔的事业,发挥更大作用⑧。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德国把现代大学定位为“知识的总和”(Universitas
litterarum),主张大学不应该受国家眼前利益所左右,而应以知识及学术为目的,实施最大限度的学术自由,培养具有精神追求和对科学献身精神的人。与德国不同,这一时期的法国资产阶级为巩固政权的需要,全面实行教育的国家化,强调高等教育要直接为国家政权的现实需要服务,实行专业化和职业化教育,其基本价值取向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与功利主义色彩。

理论层面的接受

德国以知识为本体的高等教育定位,在如何创建柏林大学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耶拿战役的失利导致德国主要城市被法军占领,曾一度作为德国精神文化中心的哈勒大学被法国军队勒令关闭。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机之时,普鲁士皇帝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决心在柏林建立一所支撑德意志民族重新崛起的精神家园。德国知识界围绕着如何办柏林大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虽然受拿破仑在法国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影响,社会上弥漫着向实用性发展的倾向,但大多数思想家坚持认为大学作为“知识的总和”,应以追求“真正科学”为对象,而不能为眼前的利益和一时的得失所迷惑,失去对科学精神的追求。这是这一时期德国知识界秉承的一个基本理念。德国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在《学院之争》、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在《关于学问的研究方法讲义》、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在《德国意义上的大学随想》,都对大学的使命与学术自由、大学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主张大学应不受政府或其他势力干预而保持追求精神上独立性。康德认为应在保存自由的前提下重新界定大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强调国家不应妨碍人的自由的实现。施莱尔马赫强烈主张在大学里实施自由教育,培养能够独立于政府的意志的学者。施莱尔马赫认为,科学精神是“大学的使命”,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知识的优秀青年的思想里激活科学的理念”,使他们以科学的立场上独立思考和观察觉察事物,从而发展各自的研究能力、发现能力与表现能力。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认为,国家本身不是目的,国家的基本任务是保障人的自由。因此,他强调大学应与国家保持适度的距离,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大学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世俗的东西。因此要“独立于一切国家组织形式”⑨,遵从科学的内在要求在自由的条件下进行。

蔡元培对洪堡大学教育思想在理论层面上的接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对大学定位理念的接受。1907年,蔡元培去到正值繁盛发展时期的德国,教育的发展是影响德国民族振兴的重要因素。洪堡将大学视为高等学术机构,“它总是把科学当作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难题来看待,它因此也总是处于研究探索之中。”[5]223蔡元培以使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为革新目标,也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洪堡的观点,将大学定位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6]。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每年的开学典礼上和对学生的重要演讲中都强调这一大学的性质,成为他改革北京大学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对大学职能理念的接受。洪堡认为大学具有双重职能:科学探索与个性、道德修养[7]。蔡元培基于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的理念,极力提倡科学。他对“科学”这样解释[8]:

人常以为理化方称为科学,实则举凡生物学、社会学及一切商业上之管理法等,无不在科学范围之内。即如哲学、美术等学科,亦可用科学方法解释,仍得谓之科学。

可以看出,蔡元培与德国对“科学”(Wissenschaft)的定义一致。洪堡“由科学达至修养”(Bildung
durch
Wissenschaft)概括了大学的双重任务[5]37。蔡元培同样认为科学研究、知识学习能够“陶冶活泼敏锐之性灵,养成高尚纯洁之人格”[9]。

第三,对大学组织理念的接受。洪堡将寂寞与自由作为大学的基本组织原则。“寂寞”表现在大学要独立于国家、独立于经济生活,教师与学生要甘于寂寞;“自由”表现在大学在自由条件下运转,教师有研究与教学的自由,学生有学习的自由。[5]38-42蔡元培也发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教会的影响”[10]的呼声。“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作为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完美地与洪堡的学术自由原则相契合。他曾说:“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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